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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甘肃省公务员申论阅读资料：“裸官”和贪官之间有相互转化关系，“裸官”更容易变成贪官，贪官往往会选择做“裸官”，所以“裸官”俨然成为外逃贪官的“预备队”。在反腐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，治理“裸官”必须釜底抽薪，从制度层面约束所有“裸官”。
——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
2014年5月底是广东治理“裸官”的截止时限，广东省委晒出了成绩单：共查出1000多名“裸官”，其中200多人选择迁回家人;共对866名“裸官”调岗，包括9名市厅级官员;仅江门一地，被调岗的“裸官”就达128人。
“裸官”一词诞生于2008年。至今，“裸官”治理已延续6年。但详细披露“裸官”数据并采取实质意义的“裸官”治理行动，广东还是全国首例。
“要么接回家人，要么接受调岗，要么提前退休。”广东裸官治理采用了“三选一”的模式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
知情专家透露，高层对裸官治理提出要求：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;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受访专家认为，广东治理模式释放出中央强力治理“裸官”的信号。
境外媒体也关注到中国的这一强力举动，称“裸官的‘美好时代’”结束了。
据新京报记者了解，有关部门正在制定“负面清单”，明确哪些岗位不许“裸官”任职。
广东治理
“裸官”面临“三选一”
“要么接回家人，要么接受调岗，要么提前退休。”对于广东官员来说，这次面临的“三选一”的艰难选择，已经酝酿了2年。
2012年，广东省委发布1号文件《关于加强市、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提出“裸官”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。
“当时主要是说‘裸官’不能提拔，但是提拔之后成了‘裸官’，没听说有被调岗的。”深圳街道办干部王育(化名)说。两年前沸沸扬扬的顺德“房局”上亿物业事件，顺德区纪委虽然查实当事人——顺德公安分局副局长周锡开的妻子已经移民菲律宾，但周锡开本人并没查出违纪违法问题，并未调岗。
今年2月26日，中央第八巡视组向广东省反馈巡视情况，其中提及“一些地方裸官问题突出”。
“我们都觉得，这回肯定得有动静。因为这是中央第一次点名批评一个省份的‘裸官’问题。”王育说。
行动超出了王育的预料。广东只要是“裸官”，要么接回家人，要么接受调岗，要么提前退休。就连广州市委原副书记方旋这一级别的老干部，都因“裸官”原因，提前5个月退休。
王育身边并没有被调岗的“裸官”，他认为这是因为深圳下手早，早在2009年深圳就在全国第一个规定：“裸官”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。
但周边地区的动静越来越大。“所谓调岗，就是摘掉乌纱帽，改任‘闲职’，比如从领导职务调到非领导职务，当调研员。看看东莞、江门这些地区发布的人事任免消息就知道，这次的力度有多大!”王育说。
东莞政府网发布了自今年1月至4月25日的人事信息，共任免了86名干部，其中24人从委办局局长、副局长等职务，改任正副调研员。而去年全年，东莞全市被调整为正副调研员的也不过35人。24人中，近10人是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。
高层定调
鱼和熊掌不能兼得
知情专家介绍，高层对“裸官”治理的思路已经很明确：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;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
广东的“治裸”大动作，获得了广泛好评，但也有不同的声音。有人撰文认为会“伤及无辜”，“难道‘裸官’的家属就没有凭自己实力走出去?果真如此，个别清白的‘裸官’是否被‘宁可错杀’了?”还有人发文质疑火候不够，治理“裸官”怎能止于调岗?
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，“裸官”和贪官之间有相互转化关系，“裸官”更容易变成贪官，贪官往往会选择做“裸官”，所以“裸官”俨然成为外逃贪官的“预备队”。
一位知情专家对新京报记者表示，自“裸官”一词出现开始，就一直存在会不会伤及无辜、该不该“一刀切”等声音。但高层对“裸官”治理的思路已经很明确：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;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
“这就解决了所谓的‘一刀切’疑问，只要是官员，不论是否廉洁，都不能一边掌握、行使公权力，一边‘跨国家庭、一家两制’，身在国内心在国外。”该专家说。
上述专家说，高层谈到“裸官”时，态度很坚决。目前中管干部中“裸官”很少，但省管干部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市管干部，比较多，怎么办?换掉!
全国进展
治理“裸官”政策力度在加大
广东本次“裸官”治理现已告一段落，但截至目前仍“后无来者”，其他省份未跟进。
2012年4月，湖南湘潭曾出台《湘潭市国家工作人员从业限制和利益回避暂行规定(试行)》，规定“裸官”不能担任要职，但是否如同广东一般“调岗”?湘潭官方从未公布过相关情况。
宁波虽然去年3月公布了“后备干部公选征求意见”，提出“裸官”不得报考，但也只是面向准备选拔的干部，没有涉及现职“裸官”。
其他省份治理“裸官”模式，仍以个人报告制度为主。但受访专家们认为，事实证明，个人报告制度这一模式已陷入瓶颈。
2010年，可被视为我国治理“裸官”的分水岭，治理力度明显加大：当年2月，国家预防腐败局首次将监管“裸官”列为这一年工作重点;当年5月，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(境)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》颁布实施;当年7月，新版《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》颁发，对比1997年和2006年的报告制度，新版规定首次提及干部应申报本人、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以及有价证券、股票、基金等经济投资情况。
但“裸官”数量并没有随之缩减。梳理近20年来因腐败被曝光的33起“裸官”案件，2010年1月1日至今发生的就达11起。
其中，有人虽瞒报个人事项，但升迁在望。如被控受贿4970万元的广东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，曾被列为东莞的市领导职务人选差额考察对象，任前公示时被举报其为“裸官”，有贪污受贿等问题。
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，“裸官”数量未见减少，暴露出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的困境。“报告内容主要依靠个人自觉，虽然去年开始抽查个人报告，但范围、比例有限，而且缺乏可操作性的核查制度、技术手段，难以确定报告内容的真实性，就会走过场。”
广东省委常委、省纪委书记黄先耀曾公开表示，“有一些‘裸官’在案发之前，个人不申报，组织上也难以及时发现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只能在案发后严厉惩处，警示其他干部”。
事实上，为保证个人报告制度的效果，中办、国办在2010年的新版规定中提出，如果瞒报、不如实报告，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批评教育、限期改正、责令作出检查、诫勉谈话、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岗位、免职等处理。
但4年来，鲜见因瞒报、不如实报告被处理的官员。湖南一地方纪委工作人员介绍，发现瞒报、不如实报告，大多都是补报，一般不会因为一次不报，就处分干部。
治理思路
“裸官”治理范围在扩大
受访专家认为，我国“裸官”治理亟须明确一个问题：如何判定“裸官”?“半裸”该不该按“裸官”论处?
此前，官方虽未对“裸官”作出明确定义，但相关文件透视出的判定标准都是“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(境)外”。如2010年中办、国办引发的文件《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(境)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》。
今年1月，中组部发布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，首次从中央层面，对“裸官”提出约束措施：凡是配偶已移居国(境)外，或者没有配偶，子女均已移居国(境)外的，不得列为考察对象。也就是说，“裸官”的构成条件从原来的“双方”即配偶、子女均移居国外，调整为“单方”，配偶移居国外，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移居国外。
裸官认定标准虽然从“双方”改为“单方”，但仍有问题，“半裸”即夫妻双方都在国内、子女移居国外的，算不算“裸官”?
“裸体做官”一词首创者、安徽芜湖政协常委周蓬安认为，子女移居境外、夫妻均在境内的“半裸官”，对社会的危害性并不小于“裸官”，其出逃的概率也不比“裸官”更低，“通过已移居境外的子女把赃款转移境外，一旦发现有风吹草动，就会立马出境。出国次数不多的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，估计就属于这后一种”。
王国强案发生于2012年。这年的4月底，辽宁省丹东召开一次重要会议，但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刚调任丹东的副市级领导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。随即就有网友爆料称，王国强已携2亿巨款，与在丹东海关工作的妻子双双出逃美国，跟在美的女儿“团聚”。
4月后，辽宁官方证实，王国强“存在收受贿赂、违规持有因私护照、非法擅自出境、违规入股投资从事营利性活动等违纪违法问题”。但对王国强的追逃是否成功?迄今官方没发布任何消息。
广东这次治理，对“裸官”的判定标准依据的就是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规定的“单方”标准。
许耀桐认为，广东治理真刀真枪，动作迅速，但也有“半裸”问题，“夫妻双方在国内、子女在国外的，不算‘裸官’，还是可以留在重要岗位?”
官方文件透视出的“裸官”判定标准，明确标明“移居”，那么家属虽然在境外，但没有“移居”的，算不算“裸官”?
去年底，广州荔湾区岭南街道办原党工委书记谢国滔案发。今年3月，针对谢国滔是不是“裸官”的提问，广州市纪委发言人说，谢妻已在2010年移居香港，但其子办理的是读书签证，在外留学，未移居国外，“不算纯正意义上的裸官”。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，区别对待“半裸”与“裸官”，容易诱发“裸官”的瞒报心理，导致大量“落网之鱼”。
为加强对“裸官”的监管，2011年起，“裸官”不仅要填写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，还要填写移居情况表、移居情况变动表。
但以谢国滔这样的“半裸”为例，假如没案发，那么他无须填写两表，而且，仍有机会担任更高级别的岗位。
许耀桐认为，目前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，官方均未对“裸官”做出界定，目前的“裸官”规范文件也大多数是党的文件，但干部并非都是共产党员。他建议修改《公务员法》等法规，明确定义“裸官”概念和构成要素。
治理前瞻
有关部门正研究“裸官”岗位准入
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已提出“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、财产、出国(境)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”。专家建议尽早实施。
不少基层干部担心，广东模式可能会全国复制?“如果真要‘三选一’，真不好办。特别是年富力强的三四十岁的干部，是要仕途?还是遵照家人的意愿?”北京市一名街道干部对新京报记者说。
哈尔滨处级干部张扬(化名)认为，广东模式全国复制的可能性极大。“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超出以往，甚至上升到了‘WDWG’的高度。广东治理‘裸官’，落实的是中央巡视组的要求，相当于全国试点推行的信号。”
许耀桐认为，广东模式的基础仍旧是个人报告制度，决定成效的关键是执行机构对报告的核查是否到位。但目前房产登记都未联网，核查个人报告只能靠“人工”，缺乏技术手段。因此，总会有人瞒报，隐蔽财产。
他表示，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已提出“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、财产、出国(境)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”，建议尽早实施，“治理‘裸官’不必专门针对‘裸官’，如果实施财产公示制度，让所有官员都‘裸’起来，那么‘半裸’等都不是问题”。
据新京报记者了解，广东的“裸官”调岗做法，已经纳入了决策层的视野。
知情专家对新京报记者说，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裸官岗位准入问题，“也就是岗位限入，出台规定明确哪些岗位不允许‘裸官’任职”。
